被誉为“文章节义之邦”的江西吉安，古称庐陵，在历史上孕育了“五忠一节”，即五位谥号含“忠”字、一位谥号含“节”字的名贤。胡铨是其中一位，字邦衡，谥忠简，一生以忠义耿直立身立朝，名著史册。请随我们走进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的胡铨展示馆，一起感受这位名臣刚毅直谏、为官爱民、修身齐家的凛然风范。
刚毅直谏
置生死荣辱于度外
胡铨展示馆位于胡铨故乡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附近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渼陂古村中。当我们脚踏古村的青石板路，穿过蜿蜒曲折的小巷，看见古朴的木门内，矗立着一尊身着宋代官服的长者的雕像时，便来到了胡铨展示馆。
胡铨出生于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进士及第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二十余年间山河破碎，生民流离，面对金人的进攻，宋军屡战屡败，不得已退守江南。是战是和，众臣争论不休，而胡铨在南宋起伏不定的朝局中始终坚守自己的主战立场，即使因此触怒权贵，遭贬海南，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也无所畏惧。
绍兴八年（1138），秦桧第二次拜相。这年，秦桧派去出使金朝的王伦，与金使回到南宋。金使所携国书的名目是“诏谕江南”，诏谕分明是上级对下级的用语，不称“宋”而称“江南”，显然是将南宋视作金朝的附属。南宋朝廷中的主战派，对此义愤填膺，纷纷上书朝廷。
然而众多上书中，却罕有敢将矛头直指秦桧者。时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不但敢于直面势力强大的秦桧党羽，还在奏章中以长虹贯日之气势写道：“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胡铨要求果断铲除秦桧、王伦、孙近三个奸邪之徒，羁留金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他在此时赌上性命言：“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此后在秦桧的迫害下，胡铨被贬多地。绍兴十八年（1148），新州守臣张棣弹劾胡铨“与客唱酬，谤讪怨望”，胡铨因此被谪吉阳军，也就是今天的海南三亚。今日的度假胜地，在南宋时代却是令人畏之的边地。张棣派遣了一位名为游崇的牙校相送，行至中途一临江之地，游崇忽然拔剑上前，意图行刺。胡铨毫不慌张，徐徐说道：“逮书谓送某至吉阳者赏，尔不爱赏乎？”游崇闻言大笑而止。事后即有人劝胡铨要以性命为先，小心应对，家人听闻此事后更是无不恸哭，唯独胡铨不以为意。
胡铨在吉阳以著书为乐，还广教学生，“凡经坯冶，皆为良士”，大开吉阳文教之风。据光绪《崖州志》载，当地黎族百姓闻其经术学问知名当世，纷纷“遣子入学”。在此期间，胡铨作有《逸贤峒》一诗，述其心志道：“好竹平生志颇坚，谁知岛上有淇园。溪边六逸李太白，林下七贤杨巨源。空翠有时穿荦确，圆机终日转潺湲。从来到处安心地，肯认家山作本源。”“好竹平生志颇坚”，胡铨便是一丛好竹，越是坎坷，越是志坚。同样被贬海南的名臣李光与胡铨颇有往来，他在《与胡邦衡书》中直言：“吉阳之居，公之不幸，而一时士类之幸也。”
宋孝宗即位后，胡铨回朝任职。隆兴元年（1163），胡铨兼权中书舍人、同修国史，职掌制诰，对朝政参与更多。名臣张浚之子张栻应召入对，被赐予三品官服。胡铨与张浚素来交好，但还是上奏劝止：“君子爱人以德，今赐栻服章，非爱之以德也。其父浚决不肯使之轻受。栻亦有守，决不肯妄受。恐或议浚，非全浚也。”张栻当时协助父亲处理军务，朝廷因其父之功，欲加恩于张栻。胡铨深知以张浚父子的品性，他们不会轻易接受所赐服章，亦担心此举可能使张浚遭受非议。言语之中，既有对朝廷爱人以德、珍惜名爵的建议，亦含对张栻的了解与鼓励。
为官爱民
持笃厚恭宽为仁心
渼陂古村位于富水河畔，村子周围有大片田地。此刻春光正好，绿意盎然，水光潋滟，来到渼陂古村的游客络绎不绝。胡铨展示馆中的几株翠竹分外精神，翠竹簇拥着手持笏板、神情肃穆的胡铨塑像。身处动荡时世，胡铨为国家前途而忧心，为百姓福祉而奔波。
胡铨早年曾任吉州军事判官，吉州守臣张中彦曾命其督军捕盗以安四民。当时有人建议夜半突袭，可收全功。胡铨考虑到盗贼掠有无辜百姓作为人质，为了人质的安全，并不认可夜半突袭的建议，并言：“贼掠民自从，将毋俱焚？”捕盗固然重要，却是为了保境安民。如果一味捕盗取功而置百姓安危于不顾，岂非舍本逐末？次日清晨，盗贼虽已逃走，但被掠为人质的百姓也都安全获释。
被贬海南时，胡铨除了用心于文教事业外，还引导当地百姓兴修水利设施，发展农业生产。据光绪《临高县志》卷十九《澹庵泉记》载，胡铨途经临高县，当地“土焦石烁，望云霓济渴”，旱情持续已久，他在树林中发现了一眼清泉，命人掘泉为井。后人感念其恩，遂“择善书者作‘澹庵泉’三字，伐石峙于井之湄，以垂我后人”。“澹庵”是胡铨的号，临高百姓用他的号来为泉命名。
胡铨在海南贬所还积极运用自身影响力息兵安民，调和矛盾，维护民族团结。据《容斋随笔》载，胡铨曾在当地黎族首领邀请下进山游玩，行至离城三十里的黎族村庄时，竟见吉阳军知军张生被枷锁囚禁在屋旁荒草中。黎族首领指着此人问胡铨：“此人贪虐已甚，吾将杀之，先生以为如何？”胡铨赶忙向他讲述“不应擅杀人”的道理，而应循例向官府申诉，“合以告海南安抚司，次至广西经略司，俟其不行，然后讼于枢密院。”黎族首领“遽释之，令自书一纸引咎，乃再拜而出”。
在胡铨的仕宦生涯中，他屡次以结民心、厚民生向朝廷进言。如隆兴二年（1164）八月，孝宗“诏廷臣言阙政急务”。胡铨便以“赈灾为急务，议和为阙政”，在上书中直言：“愿诏遭水之处，博施赈恤，使民被实惠，无至流徙，此先务也。”又痛心疾首道：“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千村万落，生理萧然，重以蝗虫水潦。自此复和，则蠹国害民，殆有甚焉者矣。”
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朝廷命胡铨权工部侍郎，而他此时年近古稀，已多次请求致仕归乡。在接下来的召对中，孝宗虽仍以恢复故土之大计挽留，胡铨却唯以民生相劝，因为水旱灾害频发，米价腾贵，百姓生活极为不易。民生维艰，他作为大臣有责任向朝廷禀报，并希望朝廷能够早做准备，以免惨状再现。
淳熙六年（1179）冬，朝廷再召胡铨前往临安，胡铨又一次请求致仕，并在奏章中“极陈时病五事”。朝廷知胡铨去意已决，遂于淳熙七年（1180）四月加授资政殿学士，允其致仕。后来，周必大在《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铨神道碑》中如此评价其为人与为官：“士大夫以是疑公特立独行，不可得而亲。其实笃厚恭宽，孜孜乐善，常欲以学道爱人之实施诸有政。”
修身齐家
守勤俭忠孝以自励
胡铨展示馆整体面积不大，呈回字形布局，从出生前的历史背景，到逝世后的影响与怀念，不少游客看完一圈意犹未尽，便再走一圈，在胡铨人生轨迹中探索其修身齐家之道。
胡铨治家颇为严格，常常教导子弟忠孝自强，保家存身。他本人生活俭朴自律，“非宾祭，食不重味”；利不苟取，至归乡田亩无增，在贬谪途中也是与家人“徒步以涉瘴疠，路人莫不怜之”。对朋友亲族则往往慷慨接济，“恩义周备，收恤贫弱，不计家之有无。”胡铨以身作则，也如此教训子弟。
他在《遗从子维宁书》中教导晚辈，“古之君子，学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体欲其日强，行欲其日勉，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具有“竞时”的意识，“一日不使其躬怠焉”。这种勤奋必须终生坚持，“君子又曰：终夜不寝，必如孔子；鸡鸣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则何时而已耶？范宁曰：君子之为学也，没身而已矣。”
他在《与甥罗尚志小简》中进一步告诫子弟，对于不读经史，不见古人议论却“溺于阴阳之书”的迷信行为，必须“戒之慎之”，同时警告道：“若不从吾言，勿践吾门，勿受吾教，切切。”
归乡后，他在写给子弟的家训中感慨：“祖宗创门户之艰难，未有不自子孙不肖破之。”胡铨曾作诗一首，其中言：“吾宗二百年，相承惟礼诗。”指出芗城胡氏过去即以诗书传家，门楣不堕，将来欲保有这份荣光，亦唯有“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规。但愿后世贤，努力勤撑持”。
胡氏忠义家风的基础，在最早成型于北宋真宗年间的《芗城胡氏家规十条》中便已奠定。其中“官箴条”要求子弟：“凡有隶仕籍者，无论一绾半通，尚各一乃心、奏乃绩。以佐圣明，是之谓忠；以绍祖烈，是之谓孝。”哪怕官职再小，也须以忠与孝立身，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族。家规中尤其强调，为官“毋奔竞，毋瘝官，毋觖望”。“毋奔竞”即不要趋炎附势、竞逐名利。“毋瘝官”即不要荒废职守、尸位素餐，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毋觖望”即不要因为没有满足升迁或其他愿望而心灰意冷。
“俗尚条”则要求子弟治家应以素有忠孝节义之名的司马光、朱熹为榜样，“恪守成法，无或背戾，陨越典章，有愧方家风规焉。”正是在这份家规的教导下，一代代芗城胡氏子弟不断汲取胡铨人格中的光辉力量，将“忠肝义胆为世臣，清白治家永流芳”的家风永远传承下去。
淳熙七年（1180）五月，胡铨在病逝前的弥留之际，言不及家事，却仍有恢复中原之语，至死仍怀一颗报国之心。五月二十日，胡铨逝于家乡庐陵。朝廷追谥“忠简”，这是对他为人刚正不阿、一生忠义凛然的公允评价。
家乡百姓为纪念和学习这位先贤，特将其与欧阳修（谥文忠）、杨邦乂（谥忠襄）、周必大（谥文忠）、杨万里（谥文节）、文天祥（谥忠烈）并称“五忠一节”，作为庐陵文化的代表。庐陵历史上名贤辈出，而对本地历史文化影响最深的正是“五忠一节”，他们的爱国情怀、忠义品格，有时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其精神长存于世，不仅为庐陵百姓景仰，亦为历史星空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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